“灵活就业”是以非全日制、临时性、弹性工作、自雇性等为特征的就业形态，其在劳动时间、收入报酬、工作场所、保险福利、劳动关系等方面，与现代工厂制度下的传统就业方式有很大不同。灵活就业由来已久，在近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助推下加速发展，演化出“新就业形态”，即以互联网平台直接连接供给和消费两端的平台化、去雇主化的灵活就业模式。具体而言，新就业形态包括电商平台商户、生活服务配送员、共享出行司机、微商平台销售者、知识服务提供者、网络直播者、自媒体从业人员等。

新就业形态为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提供了重要渠道

新就业形态下的不同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差异较大，有自由撰稿人、翻译员等知识服务类高技能岗位，更多的则是对技能要求较低的生活性服务类岗位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农民工就业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劳动密集型建筑业，再到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三个阶段。在2013年达到1.48亿就业规模峰值后，我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，近年来建筑业也成为就业净流出部门。借助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，生活性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制造业和建筑业流出的农民工。以物流配送行业为例，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，而外卖员总数也已突破700万人，其中有大量从业人员来自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。

新就业形态发挥了“就业稳定器”的作用

新就业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发挥了“就业稳定器”的作用。年轻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生活性服务业的工作，在今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形势较为严峻的时期，由于一、二线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恢复较慢，有大量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滞留在故乡地，无事可干，又没有收入，有的对当地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。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发力，新就业形态有效缓解了农民工就业压力。例如，疫情发生后，美团平台2020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就达到138.6万人，其中有35.2%是来自于原来从事制造业的工人。根据美团研究院近期的问卷调查，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商户灵活用工需求比例约为12.8%，这意味着一家10人小店中便有1人为灵活就业，而且41.0%的受访商户表示会在疫情后增加灵活就业岗位。从统计局7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，城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为5.7%，比4月份（6.4%）明显回落，新就业形态在“稳就业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新就业形态为我国就业市场提供稳定的动力源

新冠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。根据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，受疫情影响，今年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800万人。就业是今年中央“六稳”和“六保”工作之首，就业政策需要多措并举，更好地发挥新就业形态对就业的支持作用。

一是全面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水平。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已替代制造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最主要领域，而餐饮、旅游、家政等需要面对面接触的行业受疫情冲击却最严重。要支持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借助“互联网+生活服务”的模式改造传统业态，在生活物流、家政服务、养老护理等行业衍生出更多灵活用工的基础性岗位。

二是利用新就业形态挖掘农民工输出地的本地就业空间。支持休闲农业、生态农业、特色农产品深加工、涉农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型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，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农产品互联网销售模式，提高本地就业容量。同时，强化创业担保贷款支持，支持返乡农民工利用新就业形态在家乡就业或创业。

三是提升农民工在新就业形态中的技能。新就业形态不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，也对劳动者提出技能持续提升的新要求。互联网平台企业、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、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主体应形成合力，对农民工采取主动上门送培训、视频培训等多种方式，提升其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能力。在中长期，由于市场对劳动者综合素质和技能需求在不断提高，各方主体还应持续地对在职劳动者进行培训，拓展农民工后续的职业发展空间，将新就业形态从“就业蓄水池”升级为“就业加油站”。